中间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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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乔伊斯：爱尔兰小说家道伊尔 道伊尔 张永义 　　爱尔兰作为偏安一角的岛国，就像一颗璀璨的海洋之心钻石，散 发着墨绿的光泽。这片与大陆隔海相望的土地，竟向世人奉献出了多 位不朽的作家，既有唯美的王尔德、幽默的萧伯纳，又有流亡异乡的 乔伊斯和等待戈多到来的贝克特，还有两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 分别是叶芝和希尼。此外，上个世纪后期，两位爱尔兰移民的后代， 曾经夺得美国最重要的普利策文学奖：威廉·肯尼迪（Wllliam J． Kennedy）的《斑鸠菊》和弗朗克·麦克特（Frank McCourt）的《安 吉拉的骨灰》。 　　从爱尔兰走出来的作家们往往对于苦难的生活有着刻骨铭心的体 验，但是本身风格的差异十分明显，有的一出手就是好几卷大书，从 句式结构到故事的背景氛围，都极其花哨；也有的写起小说来朴实无 华，却内蕴丰富，恍如爱人之间互相凝视的目光。那么，罗迪·道伊 尔（Roddy Doyle）大概可以算作后一类小说家吧。虽然，往日这位总 面带着笑容的都柏林英语及地理教师，粗略地从表情看上去似乎有几 丝狡黠和世故。 　　道伊尔刚过不惑之年（1958年出生），就已经著作等身了，够勤 奋也够幸运。如果说，最初的《巴里镇三部曲》还显得有些拘束，仿 效了福克纳的构思，试图虚构出一块邮票大小的乡土，来安放自己的 家园和理想。但从笔法老练的程度上来看，道伊尔远没有超过他的爱 尔兰前辈、移民美国的威廉·肯尼迪所写的《奥尔巴尼三部曲》。这 并不等于否认了道伊尔驾驭大题材的才华，而是突出强调他的主要优 势更在于，就某个妇女或儿童的成长命运来关注社会的变迁。即便如 此，1991年发表的《货车》一书不仅给早期的《巴里镇三部曲》划上 了圆满的句号，还进入了英国小说最高奖——布克奖的最后角逐，这 对于初出茅庐的道伊尔来说，已经算是尝到很大的甜头了。时隔两年， 愈加成熟的道伊尔更是以一部儿童题材的长篇小说《帕迪·克拉拉， 哈哈哈》问鼎布克大奖，当时还创下了布克奖有史以来的最佳销售记 录。 　　然而，在我印象中，九十年代至今，布克奖的宠儿似乎是加拿大 人，翁达杰（Michael Ondaatje）的《英国病人》和阿特伍德的《盲 人刺客》我们早就耳熟能详了，妖艳的印度小女子阿伦德哈蒂·罗易 （Arundhati Roy）也受到了国内读者的青睐，相形之下，我们忽略了 英国的麦克尤恩、南非的科埃蒂斯，这是两位同样优秀的小说高手， 从《外国文艺》（2000年第4期）上，我先读到了麦克尤恩的四个短篇 小说，大吃了一惊，如此令人击节的好作品，为什么到今天才介绍到 国内来呢。何况写长篇更是麦克尤恩的拿手好戏。跟这些沉埋的金玉 比起来，道伊尔无疑要幸运得多，或许真正幸运的是我们。 　　怀揣着道伊尔的《撞上门的女人》，走在细雨霏霏的寒冬长街上， 心情悠闲得就像浅水洼里漂浮着的折纸船，说实话，起先我并没有感 受到道伊尔那种看似轻灵却沉痛如冰的叙述力量。原以为这是本让人 放松的书，因为封面上印着一位姑娘的发辫和迷人的背影。开始时， 我觉得书中的女主角宝拉·斯宾瑟太太是个有点儿迷糊软弱的小妇人， 警察已经上门来通知她，你丈夫抢劫杀人被当场击毙啦，她却请这个 小伙子进屋喝一杯茶，聊起了闲天，然后便回想起了自己的家庭、声 名狼藉的少女时代以及跟丈夫结识的过程，颠三倒四的情节倒是很符 合宝拉的身份和当时七上八下的内心活动。 　　陡然，道伊尔的叙述目标变得清晰起来，如同一只在暮云春树映 衬的天宇中自在游荡的风筝，突然断了线，反而显得很有方向感，它 可以选择草垛、池塘和广袤的田野。道伊尔在本书快要进行掉一半的 时候，也就是第18节，才让宝拉彻底地交代她的处境：一个结婚已十 八年的三十九岁寡妇，一年前刚刚死了丈夫，领着四个孩子艰难过活， 好酒，怀旧。正因为有了这么个简洁的概括，前面的章节也就不再显 得支离破碎，相反是刻意安排。 　　最动人的叙述出现在第23节往后的部分，道伊尔先是用充满激情 的笔墨描述了婚前婚后的性生活，紧接着笔锋轻轻一转，让我们读者 目击了宝拉的丈夫查洛的死，“他被警察和汽车围住了；周围是房子、 云彩和事实。”“他只是摔到了路上。砰；死了。”我想，道伊尔所 说的“事实”并非是恐怖的血腥，而是宝拉痛苦的内心，一个好的作 家能够写出的不应该只有生老病死，我一直非常欣赏西班牙“苦难的 一代”大师乌纳穆诺所讲的一句话：“我不靠表面现象生活，而是靠 事实！” 　　什么叫做惨不忍睹？整个第27节，道伊尔把这个让人心惊肉跳的 词推向了极致。宝拉回顾十七年的婚姻生活，那是一堆由“挨打，贫 困，痛苦，还有抢劫”构成的梦魇和呻吟。她的丈夫似乎只有靠虐待 老婆才能够活下去，而坚强的宝拉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支撑家庭的希望， 她只懂得逆来顺受，欺骗别人说，我很好，我脸上有血痕，那只是因 为撞上了门。大概天底下再没有比宝拉自尊而又委屈的女人了，请听 听来自著名的亚马逊网上书店的相关评论：“罗迪·道伊尔深切地刻 画了宝拉的脆弱与力量，赋予了她一个真实又令人难忘的声音。” 　　在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里，伟大的乔伊斯为我们塑造了另一 位爱尔兰女性伊夫琳的鲜活形象，“她虽然十九岁多了，有时仍然感 觉到自己有被父亲施暴的危险。”于是，憧憬幸福的少女决心跟热恋 的水手弗兰克私奔，可是当她到达黑暗的码头时，又不知所措地胆怯 了，脸颊苍白而冰冷，像一只孤立无助的小动物，不敢去追寻前途未 卜的崭新生活。我觉得，道伊尔虽然被誉为“继乔伊斯之后又一位以 书写都柏林为己任的文坛泰斗”，但是跟大师比起来，毕竟还显得稚 嫩了些。譬如我们读乔伊斯的小说，总能够记住很多精彩的细节，仅 以《伊夫琳》为例吧，我始终忘不掉故事里那条暮色笼罩的街道，那 种沾满灰尘的印花装饰布的气味，以及风琴手的演奏。苏童在他的随 笔集《纸上的美女》里也曾经这样谈到美国作家卡波特的小说《在蒂 凡纳进午餐》：“我至今记得霍莉小姐不带公寓钥匙乱揿邻居门铃的 情节，记得她的乡下口音和一只方形藤篮。” 　　很可惜，在道伊尔《撞上门的女人》当中，我们还看不到太多的 对有意味的细节的追求，仅仅是一些伤心的独白，这在某种程度上， 限定了此书只能是一本打动人心的小说，而不能是一部可以传世的经 典之作。好在道伊尔还很年轻，我们祝愿这位“当代乔伊斯”一路走 好，一直走到诺贝尔文学奖的辉煌论坛上去，这是乔伊斯生前没有实 现的夙愿，也是百年诺贝尔庆典的一大遗憾。道伊尔能否成功地撞开 颁奖晚会的大门呢，悬念还在延续。